江西九江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男子获刑八个月

2020年2月25日,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,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远程视频庭审的方式,对一起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上诉案进行了审判,原被告人方某从2017年起,多次用蛇网诱捕野生蛇,并在2019年5月6日和7日分别猎捕了两条眼镜蛇。经江西亚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,该2条蛇均为舟山眼镜蛇,该物种被列入《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和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,以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罪,判处上诉人方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。洪永林/人民图片

第三,拜登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怎么战胜疫情。美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,我们希望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,领导美国人民战胜疫情。另外,中美两国抗击疫情在研制疫苗、使用疫苗方面,可以深度合作。

2018年3月21日到25日,我带着小型专家团在美国进行调研。在那期间,美国发布了301调查报告,我们跟美国很多智库专家讨论,301调查报告到底是怎么出来的?你们有什么样的依据对中国进行制裁?为什么要说500亿美元?美国一些智库专家提到,美国企业反映中国有的企业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、商业机密;有的说有非国民待遇,对美资企业歧视;也有的提到国有企业补贴等。我说,你们应该举出例子来。这几年谈判下来,美国(参加)谈判的所有人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例子来。崔天凯大使曾经在美国发表公开演讲说,希望美国朋友给我这样的例子,我们中国是可以改进的,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例子。

第二,美国最怕失去霸权地位,尤其是美元的霸权,主要就是因为霸权地位带来的利益太大了。美元的霸权地位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,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支撑了美元的霸权地位,这样的支撑关系一旦坍塌,美元背后什么都没有,谁来养活美国?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考虑的不是谁第几的问题,而是它怎么不失去霸权地位的问题。

陈文玲:去年11月至今,我亲耳聆听了基辛格博士的三次讲话,他讲话就是一个核心:中美对抗将对世界造成的灾难,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作为一个推动中美建交的战略家,我认为他有洞穿历史的能力,他看到了两个大国如果对抗,对世界来说,造成的灾难绝对不是只伤害到美国,或只伤害到中国,而是会伤害到整个世界,会使世界重新变成两大阵营,重新选边站队。但在现在的情况下,是没有办法选边站队的。

陈文玲: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向,有三个原因。

在这大的变局中,当然还有新一代科技革命、新一代工业革命、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,扑面而来。在整个世界的大变量中,人们往往会拿两个大国进行比较。现在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是美国,经济力量、军事力量、科技力量在世界排第一位。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,改革开放初期,GDP总量占全球不到2%,现在占到全球的17%左右。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的遏制、围堵,展开的贸易战、科技战、金融战,用冷战思维推动的各种形式的“脱钩”,对世界秩序带来了极大挑战。

美国企业去年一年在中国生产的营收额达7000亿美元,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还有差不多5000亿美元。另外,现在每年在中美两国之间来往的人(员)是550万(人次)。所以我个人认为,中美“脱钩”肯定是脱不了的。

美国的301调查报告,不过是东拼西凑的一个大拼盘,然后就据此对中国进行制裁。可以看到贸易战完全是人为的。美国是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,用印出来的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,是最大的占便宜者,不是吃亏者。

有学者说,中国现在越来越跟美国的产业趋同化、产业结构趋同化,所以对美国造成威胁,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原来讲垂直分工,现在实际上全球的产业链是同一水平的分工,所以美国即使技术含量再高,还是要和中游下游组合起来才能形成最终产品。美国高通也好,博通也好,英特尔也好,这些核心的芯片60%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。如果对中国市场禁供,美国这些企业也基本“死”了。这实际上就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,这个损失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。

中新社记者:美国对华战略基调的根本症结在哪里?

中新社记者:美方一些政客在推动所谓对华“脱钩”,是否真的具有可能性?如果美国对华硬“脱钩”,又会对世界产生哪些影响?

中国著名经济学家、著名智库专家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,做出权威分析。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

中国改革开放,(确实)向美国学习了很多东西,包括市场经济制度、商业管理模式、科学技术等。美国现在是矛盾的制造方、挑起方,如果不转变态度,让中国采取什么态度?美国这些政客失去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,也失去了对对方的起码尊重。

在世界大变局中,“南北关系”发生了深刻调整,代表“南”的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上升,而代表“北”的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比重不断下降。二战结束时,以美国为首的工业七国占世界GDP总量的70%以上,现在这7个(国家占世界GDP总量)已经下降到30%,发展中国家加上新兴经济体,整体(占世界GDP总量)上升到60%左右。五中全会提出“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”,这就是大的变局。

当地时间10月24日,纽约州苏福克县一处投票站,选民排队为2020美国总统大选提前投票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

第三,美国认识到,它的战略优势如果不发挥作用,未来就没有机会了。美国现在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原始创新方面还有相当的优势,这种优势还是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筹码。

想“脱钩”,最后结果是走向反面,(中美)不但没办法“脱钩”,而且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,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,美国企业在中国产生的营收额越来越大。美国企业现在97%在中国是盈利的,除非美国用行政命令把这些企业管死。如果是市场经济国家,不能限制企业投资,我认为没有一个企业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市场。

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,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对全球未来影响最大的关键变量之一。深度交融的两大经济体在过往几年陷入双边关系40多年来的最低谷,一波三折的美国大选后,中美关系是否会迎来转圜?中美应如何面向未来建立建设性双边关系并推进全球治理?

陈文玲:从(拜登)以前和竞选中的言论,还有他准备启用的人来说,第一,他是主张多边主义的,会重回国际组织、国际社会、多边主义。

陈文玲: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(提法)发生了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,原来一直在说,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五中全会的表述是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这说明变局已经开始了,不是未有,而是正在进行时。就像大幕拉开以后,变局第一场情节就非常复杂、跌宕起伏,令人目不暇接。世界确实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原来这种不断发生变化的存量,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增量,而且正在从量变向质的飞跃转变。

第四,在全球治理、全球秩序、面向未来的全球规则方面应该深度合作。比如数字经济、网络空间治理、数字贸易、数字制造等,在规则标准上仍是空白。中美两个国家在数字贸易、数字经济方面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。比如App平台,中美两个国家占80%,(全球市值)前10位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中,美国8个,中国2个。美国是最大的数字经济原创国家,中国是最大的应用国家,这两个国家的合作,会形成巨大的聚合效应,带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。两个国家应该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治理,如何划分数据主权,如何进行数据的合理流动,如何进行数据的跨国交易,如何进行数据的资源评估等,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人类面临的未知问题,都是未来一定会到来的问题。中美两个大国在新经济、新业态方面应该深度合作,然后为全世界蹚出一条道路来,而不是现在就把它变成两套体系、两个标准,制造人类的鸿沟,使人类进入“冰川世纪”,这样给人类带来的确实不是更加美好的未来,而是更加恐惧的未来。

第二,在气候变化、碳排放、碳中和这些方面,他已经明确表示会回到巴黎协定。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,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两个大国就带头作出了承诺,在气候变化,资源环境问题上,(中美)目标完全一致,完全可以进行深度合作。

中新社记者:基辛格最近也再次提醒新一届美国政府,应该首先与中国对话。未来中美两国应该怎么样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大国关系?拜登政府正在着手组阁,在未来4年当中,中美又会有哪些可以去发展的合作面向呢?

中新社记者:您的新作《变局——中国智库专家视角》近日发布,被外界认为是“从历史大视野来看世界变局和中美关系的力作”。在您看来我们当下正面临怎样的世界变局?

最主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。中美实际上已经成为利益相互交错、产业链互相依存度最高的两个国家。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,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,和美国的联系也更加紧密。美国那时对中国总的态度是,欢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,加入国际体系,欢迎中国更进一步开放,它还是有大国的胸怀、大国的气度,但也有对中国的防范。可以说,从一开始的接触,到合作,再到合作加遏制,然后到遏制加合作,到特朗普“遏制加脱钩”,实际上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。

二战结束时,美国贸易额占全球将近50%,中国改革开放初期,美国的贸易额占世界比重还很大,现在中国的贸易额占到世界14%左右,和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。美国原来是世界第一大市场,今年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持平,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已经形成。中国现在已经排到第二大投资国,仅次于美国。所以美国(对华战略)出现了从战略疑虑到战略焦虑,到战略误判,到战略转向的演化。

中新社记者: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、人文层面的交流,也是防止两国“脱钩”的一种粘合剂,未来双方怎样能够防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?人文交往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

中国著名经济学家、著名智库专家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,做出权威分析。

——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

中新社记者:美国刚经历了所谓“世纪大选”。有人认为,这会给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一个契机;同时也有人认为,这样的选举结果还是无法改变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基调。您怎么看?

陈文玲:美国对华战略转向,非常明显的标志是在2017年12月18日,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,对于美国来说,最大的威胁是中国、俄罗斯。这是第一次把中国作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,而且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这之后,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官方文本,对中国的定位就是“最大的竞争对手”。

所谓前进的道路,是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,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,相互的交集、交叉、交汇点越来越多,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也越来越多。比如反恐的合作,比如在巴黎协定防止气候变暖、缉毒、国际维和等多方面的合作。

2020年5月,美国出台了《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径》,进一步把中国定位为美国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”。这一转变,我认为不是突变,而是在原来战略基础上的一次演变。实际上,中美建交40(多)年来,中美关系主流是好的,总体上是合作的,双方是受益的,但是也分为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尼克松、基辛格“破冰之旅”,开启了中美两个国家交流合作的开端。然后卡特、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推动了中美正式建交,这以后40多年中美关系一直行走在前进的道路上,而不是后退的道路上。

陈文玲:中美在人文方面、在文化方面,在智库交流方面还应该大开大门,应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,就跟今天这个节目一样,这种“面对面”的交流,直面矛盾、交换意见非常重要。智库之间的交流特别重要,学者之间的交流特别重要,社会之间老百姓的交流特别重要。

原来中国老百姓可以到美国去旅游,美国人也可以到中国来,虽然疫情现在是一个熔断剂,但比疫情更严重的是人为的打击、人为的阻断。疫情终有一天会过去,但是如果人为的“脱钩”、断裂不终止的话,真的会把人类推向灾难,真的会像基辛格所说的,比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更为严重。

第一,中国追赶得足够快。中美建交初期,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到5%,到2019年占到67%。按照中国现在的增长,2020年中国GDP有可能占到美国GDP的75%左右。中国制造业也已经超过美国,连续10年制造业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,而且占的比重越来越大。